皇帝不论贤否，也不论勤政与否，终必会因政制的失败而亡国。制度的僵化使皇帝受制于文臣，而文臣又限于制度仅能小补无法变革。政治上的失败必然使国家为求生存而限制经济的发展，以达到政治上的稳定，社稷上的永存。最终亦使得经济无法像工业革命一样取得突破性发展。经济必然会发展到一个制度所能容忍的程度，然后在此程度上下波动，陷于停滞。按《国富论》的观点，死水般的经济状况使社会无法进步，下层人民的生活必然也是一个极为悲惨的状况。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，必然导致社会精英群体来源的减弱，因为精英的培养需要一定的金钱。而社会上中层人士又因僵滞的社会现状，以及社会道德上一致性的要求，抹杀个体独特个性，扼杀个体优秀创造力，以达到整体平衡。即墨家“尚同”之现实状态。最终出现类似文革时中国之“举目尽是中山装”现象。现实与理想之差距，逼使人口是心非，虽有一二廉洁奉公之士，无补于整个阶层之堕落腐化。思想上的困惑，逼使清醒之徒辗转寻求补救之道，然而局限于道德为先之理念，遍索儒道释三家而无法解决。死结无解，其苦闷之态可想而知。清醒之徒无法忍受此痛苦，不得不阖眼而眠，或遁入空门，或醉生梦死，或和光同尘，整个精英皆成陪葬!其可痛哭者非一处!
全部民族精英，越来越少，民族因而堕落。或许春日一雷，民族自身焕发，重新以一立国精神，建立一新国家新社稷。或许外族入侵，在切肤之痛下，民族精英分子痛思己过，或能打败外族，成就一新国家，或与外族同化而成一新精神，以立一新国家新社稷。然而局于以道德为先之传统，而忽视技术上之种种创新与应用，结果亦只能如因果般，在怪圈中循环。
法律之理念，在于解决民众之纠纷。即从另一方面论，法律为解决民众纠纷之技术。法律之权威性，在于规定公民遵守法律为其置身于团体社会道德之重要部分。一国法律为一国某时段道德与习俗之结合。因而，现代真正之法制社会，不仅可补救政制上之失败，使其在技术上得到支持与革新，而且尚推行以往历经人类社会所验证之道德与习俗。再者，法律仅为一时段之道德与习俗之结合，道德与习俗随社会发展必然缓慢变动，其最终后果亦必然导致法律随其缓慢变动。法制非一成不变，故可避免法制之僵化而引起之社会突变，如此则社会可求长久之稳定与和谐。另，以法为主，则可尽力避免以道德为口实，攻击异己之现象，道德不为打击异己之手段而存在，其于道德而言，亦为幸事。庶可避免“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”之类人物出现，其对社会之求真求实，亦不无小补。故而，今之中国，若欲求存求强，体现民意之完整法制必不可少!此为法制之必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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